2016年9月，四川大学将庆祝120周年华诞。四川大学由肇始于1896年四川中西学堂的原四川大学、发端于1954年成都工学院的原成都科技大学、发源于1910年华西协合大学的原华西医科大学合并而成。承文翁之教，继蜀学渊源，熔中西一炉，成大家风范。四川大学形成了以校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校风“严谨、勤奋、求是、创新”为核心的“川大精神”，谱写了中国现代大学继承与创新并进、梦想与荣耀交织的炫彩华章。
自古以来，成都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1896年，中国名校四川大学就诞生在这片山川雄秀、人杰地灵、民殷物阜的紫色土上。作为四川大学历史源头之一的锦江书院是在西汉文翁石室的原址上兴办的，因此，四川大学的历史文脉甚至可以上溯至2100多年前的汉代。
■石室讲经
在四川成都都江堰二王庙，除立有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的塑像外，还有一尊谆谆老者的塑像引人注目——他就是西汉蜀郡太守文翁。为什么在都江堰二王庙有文翁的塑像呢？因为，文翁同样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重要贡献者。不仅如此，他还是汉景帝末年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四川大学文脉一系——文翁石室的创建者，与李冰被世人共称为“李冰治水，文翁化蜀”。文翁姓文名党，字仲翁，是安徽庐江人。他自幼好学，博通春秋，在汉景帝末年担任了蜀郡太守。虽然，四川一直被称为“天府之国”，但是，连年的战争仍然对当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面对“蜀地辟陋，有蛮夷风”的社会现状，文翁的第一大举措就是大兴水利，以发展经济为首要任务。在李冰治水成果的基础上，他凿通了湔江口，灌溉了郫县、新繁一带的田地一千七百多顷，让更多的地方享受到都江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便利。于是，蜀郡很快又呈现出一片“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繁荣景象。
文翁治理蜀郡的第二大措施就是重视教育，率先开办了地方官学。他深知“为政之要，在于育才”的道理，选派聪颖好学的张叔文等18人到京都长安，进入太学学习。这些学生有的向五经博士学习儒家经典，有的跟着行政官员学习律令。文翁削减了蜀郡的行政开销，把省下来的钱跟蜀地特产一起送到京师，交给导师们，作为学生的培养费用。这些人学成返蜀后，被文翁委以重任。可是去京城的名额毕竟有限，不能满足大量培养人才的需要，他就在成都的城南建立了官办学校，从长安回来的张叔文就在这里教书育人。学生们可以学习儒家经书、典章法令和语言文学，还可以参与到各种管理实践之中。由于学校的藏书较多，为了防火而将讲堂用石料建成，所以，这所学校就称为文翁石室，又称为玉堂。在地方开办官学，这在当时的全国各郡还是头一家。在成都出土的著名的汉代画像砖《石室讲经图》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课堂教学情况。其中，坐在讲席上的应该就是文翁。
■蜀学比于齐鲁
除了亲自开展入学教育外，文翁还经常让学生到他处理政务的大堂见习和观摩，也经常让学生随同他到所属各县去巡视。文翁规定，凡进官学求学的蜀郡子弟，可以免除徭役；学成毕业后，根据考核成绩确定留用去向。成绩稍微差些的可以做乡官，成绩好的可以在郡县机关当官吏，有的学生甚至还被推荐到京城做官。开始，很多人并不相信，还在观望之中。几年后，他的允诺得以兑现，求学者不多的情况大为改观，蜀中“争欲为学官弟子，富子至出钱以求之”。但是，这所学校并不是有钱就能进来的。文翁坚持选拔“开敏有材”的“隽士”才能入学，确保了良好的办学质量。文翁石室因此成为各地办学的样板。根据《汉书》记载：“至汉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的办学成就最终得到后人的高度认同，因而有晋代常琚“蜀学比于齐鲁”、唐代杜甫“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宋代陆游“蚕丛角歌吹，石室盛书诗”、元代张雨“石室谈经修俎豆，草堂迎诏树旂旄”、明代张俞“用倡庠学，盛于八区”和清代顾光旭“文翁启石室，教化盛西汉”等赞誉。自开办以来，文翁石室虽然“其间之延而废，废而兴”，但是一直为州学所在地，依然“风同齐鲁”而弦歌不辍。这真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事业史上的一个辉煌的传奇。
■锦江春色来天地
明清相交之时，四川教育已近衰退，各地书院趋于破败。康熙年间，清政府的统治日渐稳定，全国各地书院开始得以恢复重建。1704年，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文翁石室原址，也就是今天的成都市文庙前街，奉旨创办了锦江书院，成为四川大学主要历史源头之一。锦江书院有一幅106字长联，全面地表现了从文翁石室到锦江书院的发展历程：“由汉晋唐宋元明，以迄于今，蚕丛西辟，棘路南通，想当年文翁居守，石室藏经，千百祀学校宏开，固知岷峨钟毓，世载其英，允矣光联井络；溯邹鲁濂洛关闽，相沿而后，鹿洞云封，鹅湖月冷，幸此地胥鼓悬堂，绛纱列帐，二三子弦歌不辍，惟参性道渊源，教惭无术，敢云远绍心传。”
锦江书院的创办者刘德芳本是负责司法刑狱和考察官吏的官员。由于当时的四川巡抚都御史贝和谐刚到四川三年，希望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有所作为，于是，特命他专门兴办了锦江书院。刘德芳说，“今建此书院，延访贤士，可为人师者主其席。”他强调，书院不是“声利之场”，不是“以誉声相幕悦”的地方，因此，要“继石室之流风于无穷，俾后之周贤学舍。”当时的成都令田轩来和温江令邱璋亲自监工，因此，五个月就恢复重建了书院。作为“通省作育人才之所” 和“全川书院之首”，锦江书院“规制崇宏，它无比拟，名师较多，人才辈出”，是当时融官学和书院为一体的四川地区最高学府。锦江书院采取北宋王安石设立的中央太学三舍之法，实行正课、附课和外课办法，初期只有学生百余名。到1721年，书院又增修学舍，增招学生，扩大了规模。1733年，锦江书院被御定为全国22所最著名的省级书院之一，学生的生活费一律由清朝政府拨给的学田供给。锦江书院藏书甚多，经费宽裕。每年由省中在任各大官员按月轮流课试一次。每课试以时文一篇和试帖诗一首，称之为官课。官课之外，每月又由山长考课一次。考试方法与官课同，称之为堂课。官课时，正课每名奖金一两五钱，米一石；附课奖金七钱五分，米五斗。不愿领米者，可照市价折成现金。由于考试官员还有加奖，因此，得第一者，共可得银二十两上下，其余的依次递减。堂课则只有例奖，无加奖。
■二十年山长彭端淑
锦江书院的学生是全省范围内挑选出来的青年才俊，书院聘请了许多名流学者前来主讲。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担任山长近二十年的四川丹棱人彭端淑。他在书院时所作《为学一首示子侄》讲述了四川一穷一富两个和尚朝南海的故事，成为激励学生努力向学的励志之作。在文中，穷和尚对富和尚说：“我想到南海朝圣。”富和尚问：“你凭什么前去？”穷和尚回答说：“我带一瓶一钵就够了。”富和尚说：“几年来我想雇船去，还未能实现呢，你凭什么去得了！”第二年，坚忍不拔的穷和尚果然从南海朝圣回来。为此，养尊处优的富和尚深感惭愧。彭端淑虽然与李调元、张问陶并称为清代四川三才子，但他的成就并不是靠先天的才气，而是得力于后天的踏实勤学。《为学一首示子侄》就是他为学经验的总结。在这篇文章中，彭端淑留下了“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的名句。彭端淑晚年曾有《赠僧》诗一首：“有僧远自蜀中至，赤足蓬头向我鸣。欲刻韦驮镇佛寺，为求巧匠到京城。一瓶一钵随缘募，万水千山背负行。志士苦行能若此，人间何事尚难成。”他在诗题下注解：“四十年前在京师，有僧自眉州至京，刻韦驮一尊背回。苦行如此，用以示警。”显然，这个眉州和尚就是朝圣南海的穷和尚的“原型”。
■一副楹联震巴蜀
在当年，有一副被称为威震巴蜀的楹联则与锦江书院的另一位山长伍肇龄有关。担任锦江书院山长十多年的伍肇龄，字崧生，翰林院编修，做过同治皇帝侍讲。有一次，他与地方大员有隙，担心遭受弹压，于是专门写信给当朝权臣李鸿章求助。李鸿章并没有直接回信，而是亲自撰写了一副楹联寄来。联语为：“天下翰林皆后进，蜀中佳士半门生”。上款称“崧生吾兄”，下款称“愚弟李鸿章”。伍肇龄当即将其高悬中堂，他一度担心的许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其实，就其学识和才干等方面而言，伍肇龄绝非浪得虚名。德高望重的他一身正气，令人敬佩。在1911年保路运动时期，85岁高龄的他作为士绅代表在别人的搀扶下，亲临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他激动地说：“此事关系四川的存亡，走不动，抬起也得来呀！”
■李调元编纂《函海》
在长达近200年的办学生涯中，在“石室云霞思古梦，锦江风雨读书灯”的雍雅之气中，锦江书院培养了李调元等著名学者。据说李调元7岁时所作的诗歌《疏雨滴梧桐》就一时传抄乡里：“浮云来万里，窗外雨霖霖。滴在梧桐上，高低各自吟。”在1759年乡试中，当时的提学使博钦额看到他的文章后，连连称奇，立马把他定为第一名，安排他就读于锦江书院。在锦江书院，他与崇庆何希颜、成都张鹤林、内江姜尔常、中江孟鹭洲、汉州张云谷，因文章而著称，时称“锦江六杰”。李调元毕生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编刻了《函海》，这部收录一百五十种以上有关巴蜀著作的文化巨典。《函海》弥补了《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有关四川地方文献的不足，被称为“天下奇观”。李调元从青年时起，就怀有振兴四川文化的雄心壮志，时常留意收集乡邦文献。他历经千辛万苦，使《函海》得以印行问世。当老诗人袁枚读到李调元寄赠的《函海》之后，曾寄诗说:“正想其人如白玉，高吟大作似黄钟。童山集著山中业，《函海》书写海内宗。”
■戊戌变法刘光第
戊戌变法殉难的“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也曾在锦江书院就读。本来就办学宗旨而言，尊经书院比锦江书院似乎更为刘光第所心仪。但是，因为锦江书院学习条件和经济待遇超过了后来同为省级书院的尊经书院，所以，家境贫寒的刘光第迫于经济压力，还是在1881年和他的弟弟刘光筑选择就读于锦江书院。刘光第在四川学政谭宗浚亲自主持的“岁试”中，名列一等，成为“廪生”。他每年可以从官府拿到一笔可观的生活费。1883年，他离开锦江书院赴京，中癸未科殿试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由此开始了他不平凡的政治生涯。一生清廉的刘光第，一身袍服穿了十来年，也没有做过新的。他在京做官多年，时常在家自己挖地种植蔬菜。他的弟弟刘光筑编了一段顺口溜：“早饭吃了喊补锅，夜饭吃了响更锣；既烫斗，莫奈何，忍饥挨饿把书摸。”他听后，笑着说：“不成材的子弟提砂锅。”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他向光绪皇帝提出条陈，抨击时政，主张改革。1898年春，他在京与杨锐等成立蜀学会，创办蜀学堂。由于戊戌政变失败，他被捕遇害。据传说，他的头被刽子手砍掉后，身躯屹立而不倒。（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