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原名姬传，字又陵，原籍成都新繁，1872年出生于成都文庙前街，1891年入成都尊经书院，受到过系统的封建教育，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兼求西学”，得到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时人称之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1907年，吴虞从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回到成都，他深受资产阶级政法学说影响，思想日趋激进，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反传统儒学的文章，他痛斥“圣贤误人深”，“孔尼空好礼”，把批判目标直指孔子，引起成都文化教育界一片哗然。

 

　　后来其父纳妾，挥霍无度，引发父子间的激烈冲突，吴虞大打出手，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反叛人物，他的这种言行“大与世俗乖忤”，被斥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乃至被驱逐，后来又因文章获罪，一度被清政府通缉，处于“草木皆兵满地愁”的境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吴虞带来转机，他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吃人与礼教》的论文，最先对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进行了评价，对孔学和封建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胡适称誉吴虞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吃人与礼教”成为进步青年反对封建旧道德的一个响亮口号，可以说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人。

　　1917年，吴虞回到教育界，在四川法政学校担任法制史、国文课教员。1918年在四川法政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及国学专门学校教国文和文学史。1925年吴虞从北京回到成都，成都大学欲聘吴虞任教，但遭到“守旧者蜚语阻碍”，时任国立成大校长的张澜“独排众义，礼聘为中国文学系教授”，后又任国立四川大学教授。吴虞一生没有放弃反孔、非儒的立场，当年他与老师廖季平在少城东城根街漫步时，仍然感叹自己“四十非儒恨已迟，公虽怜我众人嗤”，廖季平还劝他“言论宜稍和平，恐触忌”。虽然吴虞有“门庭自辟心疑古，胆识冲天智过师”的气概，但“他在成都最后任教的几年中，仍遭到遵孔复古派的排斥和打击，到1933年终于被迫去职”。此后吴虞隐退在家，晚年书斋名曰“宜隐堂”，能够体会出他历经世事炎凉后的无奈心态。

　　吴虞一生虽不顺遂，“外遭社会之陷害，内被尊长之毒螫”，但他与原配夫人曾兰（字香祖）却伉俪情深。曾家与吴家比邻而居，俩人自幼相识，可谓青梅竹马，她15岁嫁入吴家，是一位知书达礼的新女性，成为吴虞一生倡导新学、反抗旧礼教的知音。他们婚后在新繁老家“辟地半亩，读书之暇，偕君种蔬菜以自遣。”过着一种神仙眷侣的生活。曾兰曾参加南社，是成都第一张妇女报纸《女界报》的主笔，写过一系列倡导女权的文章，有文采，有思想。她还擅长篆书，还为《女界》题写报名，是一位秀外慧中、多才多艺的女性。夫妻俩后来回到成都，“颠沛二十年，始买城西宅”，他们把在少城栅子街50号购置的新居定名为“爱智庐”，“庭际植丛桂，阶前列苍柏”，后来吴虞常用“爱智”做笔名发表文章。吴虞在栅子街定居后，感叹自己半生飘零，曾自叹“人生衣食粗具，便当安贫守拙以养天年矣。”吴虞曾一度在乐山教书谋生，一拿到薪水马上寄送回家，60元的月薪“止留五元作零用，可谓俭之又俭矣。”分离的日子，夫妻俩鸿雁传书，几乎是一日一信，仅一月之间，往来的信函竟有20余封，百年以前，交通并不发达，成都到乐山的水路要走两天，他们夫妻感情之笃厚，由此可见一斑。吴虞在《闲居偶成》诗中描述了夫妻琴瑟和鸣的家庭生活：“丛桂初凋菊作花，小窗晴日篆烟斜。闲中功课须料理，种树书成更品茶。”吴虞住在少城期间，常约友人同游少城公园，散步漫谈，他与住在少城东胜街的学者、诗人谢无量也常相往来，谈古论今。然而，吴虞的幸福生活却被成都军阀混战搅乱，体质羸弱的曾兰在避乱中奔波劳累，染病不治，于1917年病逝于成都。面对“结发廿八年，相随恩义深”的结发妻子的离世，吴虞有无尽哀思，他在日记中写到：“夜不能寐，孤坐书室，念香祖在岂肯听予受此寂寞耶，时已二点，思香祖痛哭不已。”中年失去爱妻的悲痛让吴虞“寸心早已空生死”。

　　晚年吴虞，在栅子街“爱智庐”中养殖了数十盆兰草，品种颇佳，“馥郁之气，四时不绝”，“先生日手一卷，徜徉其中”，埋头读书，不问时事。1949年4月27日，吴虞病逝于栅子街50号寓中，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