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现代高等学校的四川大学，肇端于1896年的四川中西学堂，在中国第一波近代化浪潮的变法维新的大背景下，承前启后，继承了作为当代巴蜀高等教育代表的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又在新形势下发展为四川通省大学堂。到辛亥革命的1911年，校名为四川高等学堂，在血与火中诞生着，发展着，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甘于奉献，屹立潮头。俗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就辛亥革命前后的情况而言，诚哉斯言！

 

 

    　在人民公园西南角，屹立着庄严雄伟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供人凭吊瞻仰。这个碑记载着四川大学师生在辛亥革命中的殊勋。碑是辛亥革命第二年，即1913年张澜提议以川汉铁路公司名义设立的。碑的设计者和监工是四川高等学堂附设铁路学堂的毕业生、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双流人王楠。碑的四面分别由四川著名学者、四川高等学堂教师吴之英、张森楷、颜楷、赵熙书写，四人皆为前清翰林，和尊经书院有深厚渊源。提议者、设计者、提名者均与四川大学及其渊源紧密相关，可佐证四川大学对辛亥革命（特别是保路运动）的独特的重大贡献。

站在保路运动前列的川大师生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最突出的事件是保路运动，这个运动发展为全省人民的反清起义，清廷调湖北军队入川镇压，形成湖北兵力空虚，革命党人趁机在武昌发动起义，推翻专权王朝。四川保路运动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早在1903年7月，西方列强妄图攫取路权，插手川汉、粤汉铁路，受到国人坚决抵制，清廷被迫先改为官绅合办，继则商办，川汉铁路绅方总理为四川高等学堂校长胡峻。他除了积极为铁路奔走外，还主持在校内附设铁路学堂，培训专业人才。因此，川汉铁路从一开始修路就与本校密切相关，校长、教师、师生对路政十分敏感，对清廷卖国行径极为警惕。1911年5月，清廷为适应美、英、法、德列强需要，竟以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为名，引起全国人民特别是川鄂湘粤等省不满，四川反映尤为强烈，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提出“破约保路”、“罢耕、罢工、罢课、罢市”抗议，本校及附中均有该会，学生郭开贞（郭沫若）、李劼人等都是保路运动的活跃分子。保路同志总会的正副会长先后有蒲殿俊、罗纶、张澜及教师颜楷担任。1911年9月7日，川督赵系丰奉令在成都对保路运动实施镇压，诱捕蒲、罗、张、颜等9人，打死32人，造成震动全国的成都血案。保路运动发展成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清廷紧急调湖北驻军入川镇压，为革命党人的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也为四川辛亥革命打下了基础。

 

　　活跃在川大的同盟会

 

    　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之一，1905年8月25日在日本成立，同年11月出版机关刊物《民报》。它以学校为基地，以师生为工作对象，是其组织工作的基本方向。校友吴玉章当时正在日本留学，不但参加了同盟会，并当选同盟会总部评议部议员，在东京主持办《四川》杂志，为同盟会呐喊。校长胡峻也在利用到日本考察的机会加入同盟会。同盟会当时在学校已有数十人活动。朱德同志在校读书期间，即有人向他递送《民报》。同盟会的中心最初在重庆，辖西南西北各省，基地在重庆府中学堂，其校长杨庶堪、监学张培爵都是同盟会负责人，二人分别曾是本校的教师和学生。1911年9月28日，同盟会总部派到四川主持工作的吴玉章和校友龙鸣剑等宣布荣县独立，成为四川光复的先声，早于武昌起义半个月，是全国第一个由同盟会控制的县政权。武昌起义后，1911年11月22日，重庆成立蜀军政府，张培爵出任都督，杨庶堪为顾问。1911年11月27日，成都成立四川大汉军政府，蒲殿俊为都督，改为四川军政府，罗纶为副都督。辛亥革命后，成渝军政府合并为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完成了四川辛亥革命的光复。（作者：陈光复  党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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