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当年的华西协合大学校歌“东方有圣西方圣，大道一凿堪通”，借助于“东西文化学社”为代表的文化平台，在人文炳蔚的华西坝上，闻名中外的名师大家们留下了跨越国界的中西文化交流互补的一抹惊艳……
    在华西坝发表演讲最多的当属艾格斯顿和李约瑟等人。据说，艾格斯顿先后在华西坝发表了《二十世纪的思想冲突》等6次演讲。1942年5月3日至24日，李约瑟曾在华西坝作了12场专门讲演，内容涉及生物学、胚胎学、中西方科学史和战时世界科学状况等方面。在第一次讲演前，中国学者发现李约瑟的讲稿竟然是用中文写的，且封面上赫然写着“演讲谟”三字。这“谟”该作何解？李约瑟解释为计谋、谋略。大家莞尔一笑，劝他还是用英文讲课。李约瑟哪肯放过难得的学习中文的机会，坚持用中文讲演，并要大家随时纠正他的错误。据说李约瑟成都之行收获颇丰。他有幸参观了正在由国立四川大学教授冯汉骥等人组织发掘中的王建墓，并从人类学、气象学等角度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李约瑟后来在他文集的序言中写道：“我有机会遇到他们中的许多人。有些人当然对他们自己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史和医学史感兴趣，所以我能得到无可比拟的指导。”
    1942年，著名国学大师钱穆专门撰写了《东西文化学社缘起》一文，详细描述了学社的创办的宗旨和经历。其中，他强调了东西方“两大文化之渊深博大”和文化互补性。然而中华人士“对于西方文化之观感与了解，乃仍不能脱净三百年商业军事上习俗相沿之气味，”欧美学者“对于中国，亦不免以一时贫富强弱之相形见绌，而未能虚心探讨中华传统文化之优美”，因此，必须“为全人类根本幸福前途计，而有相互了解与相互沟通之必要与义务”。他在文末引用了《孟子·离娄》的话：“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原文引用有误），明确提出东西文化学社所从事的“惟人类文化事业，乃为千百年根本大计。”
    数年后，钱穆曾经不无感慨地回忆：“民国32年秋，齐鲁国学研究所停办，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邀余转去华西大学任教。忠恕留学英国，闻其终年御长袍不穿西装。漫游欧美归后，仍穿长袍。设立一东西文化协会，提倡中国文化。英人李约瑟亦常与会。他年李约瑟之撰写《中国科技史》，亦不得不谓受有当时之影响。”因此，“东西文化学社”发展的首功自然当推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院长、“东西文化学社”创始人和会长罗忠恕。
    罗忠恕（1903—1985），四川武胜人，1922年考入华西协合大学医科，三年级时组织“真真学会”并自办刊物以宣扬新思潮。与鲁迅、郭沫若等由医转文相似，还差两年从医科毕业的罗忠恕转入文科。后来，他考入燕京大学，师从张东荪等攻读哲学与心理学，以硕士毕业论文《柏拉图的逻辑思想》获得全校文科生唯一的金钥匙奖。在回到母校三年后，罗忠恕被委以文学院院长之职。1934年，在提交学校的教改意见中，他说：“中国文化实具有足以维持世界和平之因素，如文学、美术及政治思想等，确可贡献于人类。今天学校之教育方针不仅当尽量吸收西洋文化之优点，尤应发扬中国文化之特殊精神。”这可以说是他后来致力于创办“东西文化学社”的本原。正是怀揣汇聚东西方一流学者架设“欧亚交通”文化桥梁的雄心壮志，1937年5月的罗忠恕登上了英国蓝烟囱公司的赫克特尔轮前往欧洲。
    在罗忠恕先后两次的欧美之行中，他不断与世界名流巨擘往还讲习。1937年9月，在罗马拜访意大利前教育部长、哲学家晋提立；同月，往捷克拜访捷克国父马沙利克之女亚利丝博士；月底在柏林大学拜访汉学家韩立奇和史坦。1939年底，在剑桥大学与李约瑟博士进行历史性会面。1947年1月10日面晤丘吉尔首相科学顾问、物理学家林德曼；2月，结识194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福列明教授；12月16日，在美国拜访爱因斯坦，而此前与爱因斯坦已有通信……
    当年，在会见英国工党总书记、哲学家拉斯基时，罗忠恕曾经问及英国归还香港问题。拉斯基回答：“英国一定要将香港归还中国，但要看中国执政的政府”。在剑桥与哲学大师罗素共进午餐时，罗忠恕问到：“欲谋世界趋于统一，是否应培养或能否培养文化背景不同之共同信仰？”罗素答：“共同的文化背景是不需要的，中国也不必惟妙惟肖地去学美国的好莱坞”。对于罗忠恕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努力，罗素说：“你想推进的事，我很赞同……你的见解诚然是高瞻远瞩。从长远来看，你所关怀的实在比战争胜利者更为重要”。
    1939年11月，在牛津大学斯博第教授家中，罗忠恕与牛津大学同行展开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讨论，提出了一份“中英文化合作计划”。该计划被认为“不仅能清楚的反映当时科学教育上的困境，并且深具历史洞察力”。为此，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分别成立了“中英文化合作委员会”或类似的机构。正是在罗忠恕等人的大力推动下，一大批西方学者积极投身东西文化交流。除了已经提到的之外，还包括物理学家普朗克、哲学家柏格森、汉学家白希礼和仪文达、印度文豪泰戈尔等。罗忠恕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和学术关系。在李约瑟华西坝之行时，罗忠恕为其购置了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介绍他用《大英百科全书》换得一套石室中学所藏的《古今图书集成》。直到晚年，罗忠恕仍继续协助李约瑟撰写中国科技史。非常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四川大学是由原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和原华西医科大学合并组建而成，而罗忠恕是少有的先后在三个学校任教的知名教授，也可以说是四川大学文理工医多学科文化融合的身体力行者。积极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是罗忠恕毕生的追求。1985年，弥留之际的他不忘初衷：“要勉励外国学生学好汉语，中国学生学好外语，以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远隔重洋的李约瑟惊悉罗忠恕病故，特致唁电寄托他的哀思。
    在历史的舞台上，华西坝“东西文化学社”早已悄然远去。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差不多七十年前，四川大学包括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和国立四川大学的文化学者为东西方文化共融共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洪流中，四川大学师生将继续致力于这项伟大的事业，勇于承担起时代先进文化的发展者和文化传承创新的力行者的光荣使命。（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