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大学发展历史上，曾经涌现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型校长。1902年3月至12月，出生于江苏常熟翁氏世家的翁炯孙受命担任了四川通省大学堂总办，即当时的四川大学校长。而在此之前，他已经是一位名动世林的目录学家。 炯孙其人 翁炯孙原名耀孙，曾名炳孙（一作丙孙），字又申（一作幼申），号樵孙，别号师汉。他生于1871年7月23日，卒年不详。生父翁曾禧，字士吉。嗣父翁曾佑，字士申。根据其履历表：1891年，本省乡试举人。1894年，遵例报捐员外郎籤分刑部学习行走，11月到部。1985年，咨送会典馆校对官。1896年充浙江司主稿。1897年4月因会典馆成书过半奏奖，奉旨俟得缺后，以郎中遇缺即补，由淮徐赈捐案奖叙花翎。1899年1月，因会典馆全书告成奏奖，奉旨俟补缺保送知府后，以道员分省补用，并加三品衔。1899年12月，奏补直隶司员外郎。1900年3月，遵例捐免试俸历俸。同年4月调补浙江司员外郎，5月由本部堂官保送知府。1902年2月，经吏部带领引见，奉旨以知府分发省份补用。同月，派任四川洋务总局候补道。1902年3月，经四川洋务总局指派，四川总督奎俊决定启用翁炯孙为四川通省大学堂总办。 祖孙情缘 翁炯孙虽然只是清末著名政治家、书法艺术家、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侄孙，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却非同小可。青年时起，翁炯孙就来到北京并长期居住在翁同龢家中，直接侍奉并受业于翁同龢。 1894年前后，翁炯孙在北京同文馆学习英语。1896年前后，李鸿章办理中俄等外交事务时，他曾经代为翻译文电。1992年，翁炯孙因回避翁同龢而不能参加会试。1994年，他再回避翁斌孙又不能入考。后来，在翁同龢返籍期间，一度代为打理北京的家务。翁同龢在日记中多处提到翁炯孙。即使在两人分别之后，在日记中，翁同龢也常常表现出对翁炯孙的挂牵之情，为他的前程仕途而担忧。 在《瓶庐诗钞》中，翁同龢曾有律诗四首是写给翁炯孙的。其中一首是《临黄小松载书图即依原韵题律句一首送侄孙炯孙南旋》，写作时间当为1900年4月： “行矣从兹别，归欤不可留。艰难思旧德，沉着励潜修。体弱须珍护，途长莫浪游。殷勤载书去，置我最高楼。” 另外三首是《送侄孙炯孙之官四川》，写于1902年2月13日翁炯孙前往四川赴任四川洋务总局并办理四川通省大学堂之际。 其一：“少小常怜汝，分飞忽一天。目穷汉阳树，梦系峡江船。形势荆襄控，风云卫藏连。图经勤揽取，馀事慎餐眠。” 其二：“旧学皆新法，民生即利源。艰难通百产，忠信结诸蕃。事事当从实，言言悉有根。此邦系天下，纤屑待平论。” 其三：“凄恻吾家事，萧条乐志堂。穷儒嗟薄禄，盛集閟幽光。幸汝能传业，他时好显扬。一钱不妄取，彝训是官常。” 目录方家 翁炯孙是中国近现代有名的目录学家。在目录学领域，他的代表作是《樵孙尔雅检字叙》一卷，现存民国抄本。而他对《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校订工作，则更好地体现了他精当的目录学功底力。现代著名目录学家顾廷龙对此评价颇高。 在翁同龢的指导下，1891年2月，年仅20岁的翁炯孙一边准备科举考试，一边完成了对清代著名学者朱学勤（字修伯）撰写《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校订工作。 在对管申季（字礼耕）抄写、王同愈（字慎之）收藏的版本和翁同龢亲自手抄的版本进行互证后，他这样写道：“旧岁冬将阑矣，从蒿隐丈假得此册以校坊贾所抄位西先生批《简明目录》，半月而迄。此册抄写甚精，校雠亦细。间有一、二误处，炯随笔用朱字抹出。卷中录管抄朱修伯批，时有沿其讹谬处，盖管所据滂喜斋本，即出自抄胥，辗转传写，误脱滋甚。炯悉据家叔祖昔岁手抄修伯评本校正，疑者盖阙，字迹恶劣，污染宝笈，不胜悚愢。”同时，翁炯孙还在卷末对批本的整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书既邵批，而卷内每据管临朱修伯本加邵曰位西丈云，似于体例尚欠斟酌。是书若重加厘订，分出正文（邵）、附录（各家）、校定文字（疑者附注异文一字），削去校勘之语，则眉目清楚矣。” 关于校订的缘起，翁炯孙说：“庚寅冬，家叔祖属坊贾抄得邵位西先生批简明目录一部，脱落错误，殆不可读”。“王蒿隐农部藏邵位西先生批《简明目录》，厂肆有传抄本，叔祖见之，属书贾录副购归，而脱落错误卷率百数处。炯以向蒿隐假得原本，用朱笔校勘。冬杪春初，迄十余日而读之，皆起其原本，本误者则‘∟’以志之，而疑者盖阙，炯孙校语则加炯案焉。卷中上下方题识及字旁‘○’皆后人校正增补之笔。如鸿绶、绍基、诒让，献及蒿隐所记，余多不可究别。格内皆位西原本，其简端称周曰者，蒿隐附记周季贶语。写官未得见，故皆不载。炯始从而补录也。炯本拟重为厘正体例，校正异文，手写一部，合以朱修伯先生批，余则删其繁复，附录于后，眉目清楚，不使淆杂。乃今岁秋试，又在转瞬，迫于帖括，恨不得暇。故此册亦匆匆校过，无一端楷，但求文字无讹耳。” 樵孙故事 翁炯孙是燕谷老人（张鸿）著《续孽海花》第五十六回“玉镜画眉沈北山难逃天壤，木天断指龚樵孙坚阻上书人”中的龚樵孙的原型。 由于戊戌事变，力主变法图存的翁同龢当时已经罢官回籍。因为有“戊戌六君子”事件在前，翁同龢怜悯人才，于是就让在北京操持家务的翁炯孙前去阻止沈北山即沈鹏上奏朝廷要求改革朝政、弹劾荣禄（华福）、刚毅（耿义）和李莲（皮小连）的奏折。两人虽为友朋，却大打出手。书中这样写道： “仲玉请他们到书房中坐下，只见樵孙衣袖上血迹淋漓尹，吃了一惊，问道：‘樵孙你袖子上怎么了?’樵孙厉声指着北山道：‘你问他哟!他真想要我的命了。’一面伸出手来。血痕满掌，一只似断不断的小指，垂在掌边。仲玉蹙着眉道：‘樵孙你受的伤是很苦了，究竟北山怎么样伤你的?’樵孙道：‘我从你那里赶他，直赶到翰林院衙门口，看见他衣冠着在大门外，行着三跪九叩的礼，捧着折匣，正要进去。我就抢了他折匣，交给我的赶车的。一面拉着他说道：‘家叔祖栽培了你，你难道恩将仇报，要送掉他老性命么？’他乱跳着说道：‘我做这件事，才算对得起他老人家呢。苏东坡几次的危险才不愧为欧阳文忠公的门生，你懂得什么！’仲玉，你听听不要气死人么！我就拉他上车，他一定要抢回折匣再进去，我跟他拉扯，地上一滑，两个人跌在一块儿。不料他就拉着我手，狠命的一口，把小指头咬了一下，差不多要断了，痛得要命。你想他该不该?’” 小说固然夸张，但确实表现了翁炯孙爱友之心甚切。其实，翁炯孙并非贪生怕死之辈。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经受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委派回到家乡，亲自促成了江苏常熟、昭文两县独立。1918年，他曾经担任安徽省旌德县知事。 学堂总办 1902年3月，四川总督奎俊颁发“四川通省大学堂”关防，任职于四川洋务总局的翁炯孙受命担任四川通省大学堂总办。4月，奎俊上奏光绪皇帝，请求将四川中西学堂与尊经书院合并，组建了四川通省大学堂。他报告清廷：“省垣旧有尊经书院，专课经史、策论，由学政选列高等生送院肄业，于中国学问颇有可观。又前督臣鹿传霖任内，创设中西学堂，以算学、英法文分门教授。数年以来，尽有通晓天算及英、法文字语言者。今拟即将尊经书院作为四川省城大学堂，而以中西学堂并入其内，庶中西两种学问均有涉猎。”接到光绪“著即督饬认真举办，务收实效”的朱批后，四川通省大学堂正式宣告成立。 1902年7月，岑春煊署理四川总督。同年12月，四川总督岑春煊转发清廷指令，规定除京师大学堂外，各省的大学堂一律改称高等学堂。于是，四川通省大学堂于次年1月正式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1903年2月，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在奏报清廷后，用饬令的形式照会四川学务处和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遵改书院为学堂之谕旨，即将锦江书院裁撤，经费田产尽数拨入高等学堂。”“住院诸人于五日内即行移寓，不准延留。”岑春煊将锦江书院并入高等学堂后，其原校址由于“房屋基址颇为宏阔，应即改为成都府中学堂”，并亲任校长。至此，四川大学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三强合并，即两院入堂，成为当时全川的最高学府和四川新式学堂的范例。 在担任四川通省大学堂总办即四川大学校长期间，在两任四川总督奎俊和岑春煊的直接支持和领导下，翁炯孙顺利地完成了四川中西学堂和尊经书院的合并以及接收锦江书院的工作，通过明确经费、完善校舍、建立制度等一系列建设措施，为继任校长、翰林院编修、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首任总理胡峻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1902年12月，蜀中名士胡峻就任四川大学校长，翁炯孙完成了他在四川大学的历史使命。 | 
